智能决策

生物学数据的个人指向性更为明确，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显然比一般的个人信息更为重要，为什么在收集时反而不需要征得被收集人的同意？并且，对收集的主体、目的、方法、范围与程序等问题，完全没有做任何的限定，也没有对违规收集或使用的行为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

后续在应对疫情工作中，应当积极和严格地履行政府协调职责，依法组织发挥应急救援志愿服务组织、志愿者的作用。作者简介：莫于川，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法学院教授。

有关方面后续还应采取多种方式特别是通过典型案例，加强对行政公务人员及广大民众的应急法治教育。尽管这些举措的出发点是为了减少人员流通，阻却病毒传播渠道，但需要明确的是，目的正当性不代表手段的正当性。事实上，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志愿服务条例》均规定了志愿者是应急救援的重要力量，国家鼓励、引导志愿者参加应急救援工作。目前，这些做法多由自治组织的村委会或居委会采取，而且很多举措并无地方人大和政府授权或委托，建议学习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的做法，通过地方人大立法或行政立法、行政命令的方式作出专门规定或授权，并及时加以专业指导和有效监督，授权或委托基层单位规范、适当地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从而减少违法侵权的风险。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地方政府扮演了公共秩序监管者和公共服务提供者的双重角色，应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规范规定，高度关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困难群体，尽可能为其提供社会救助和急需帮助，同时不得泄露防控工作中获得的个人信息和隐私，特别要依法尊重和保障公民的生命健康、人格尊严、个人隐私等基本权利，避免工作疏忽产生二次伤害。

有关红会的工作效率、质量、透明度和公正性一再受到公众质疑。第三，疫情防控工作应遵循以人为本、尊重人权理念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不仅要做好社会管理也要做好公共服务，打造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有观点否定混合共同担保的追偿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理由就是考虑到其可能导致循环追偿，从而滋生新的纠纷和诉讼。

对此情形，比较法上的比例分摊规则值得借鉴，此种方法所依循的价值理念是平等原则，该规则是否完全可行，还有待于实践检验。也就是说，混合共同担保人的内部追偿权可以直接通过连带债务制度解决，而不需要物权编对其专门作出规定。合同编草案共同保证追偿权规则与连带债务制度无法解决混合共同担保的追偿权问题 部分学者反对混合共同担保追偿权的一个理由在于，《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490条已经就共同保证中的追偿权作出了规定，为实现立法的简洁，无须对混合共同担保作重复性规定，而可以类推适用合同编关于共同保证的规定。笔者认为，共同保证追偿权的规则不能替代物权编中混合共同担保追偿权的规则，理由主要在于：第一，物权编与合同编适用不同领域，调整不同的法律关系，合同编中共同保证的追偿权规则无法解决混合共同担保中的追偿问题。

我国民法典物权编也应当继受这一立法经验，规定混合共同担保人原则上应当平均分担担保责任。当然，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不得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当事人没有约定时，各个担保人原则上应当平均分担担保责任。在民法典物权编编纂中，关于是否应当规定混合共同担保的追偿权，争论仍在继续。事实上，在规定追偿权后，可通过追偿权一次性用尽原则限制担保人之间的追偿权。第三，例外情形下应按担保的债权比例分摊。

虽然混合共同担保人原则上应当平均分担担保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担保人所承担的担保责任是完全一致的。其四，符合域外立法的通行做法。所谓混合共同担保追偿权，是指在人的担保与物的担保同时担保同一债务的情形下，当某个担保人承担了担保责任之后，依法向其他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权利。所谓一次用尽，是指担保人一旦主张追偿，则其只能提起一次诉讼，而不能反复追偿。

混合共同担保在金融领域被广泛采用，各个担保人之间是否享有追偿权，不仅关系到担保人权利的保护，也会对金融的繁荣与安全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承认混合共同担保中的追偿权，也可以使担保人在提供担保时预估自己将来可能承担的担保责任，而无须在将来单独承担担保责任，这也有利于鼓励担保人提供担保。

有论者认为，在混合共同担保之中，物上保证人与保证人之间的关系符合连带债务的特征，完全可以借助连带债务制度解决各个担保人之间的追偿问题。（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教授） 进入专题： 民法典 。

在混合共同担保中，如果各担保人就最终的责任份额作出了约定，则按照私法自治原则，应当承认其效力。然而，我国自1995年《担保法》颁布以来，有关混合共同担保的追偿权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决定》的作出，对于在历史新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长治久安的战略意义和制度价值、影响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理论价值。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指出：我们党要更好领导人民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加快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主题，牢牢抓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个主线，集中突显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深刻把握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和理论逻辑，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历史性成就，首次深刻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等重大政治问题，首次集中概括了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在十三个方面的显著优势，首次深刻阐述了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首次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十三项重点任务，是新时代党带领人民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的政治宣言、行动纲领和根本遵循。

必须抓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个总抓手，努力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不断开创全面依法治国和国家制度建设的新局面。《决定》明确要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

中共中央用一次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建设、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建设问题并作出决定，这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而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第一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创新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标志着新时代我们党更加成熟、国家更加强大、中华文明更加进步。《决定》彰显宪法之治。

《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健全保证宪法全面实施的体制机制，强调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落实宪法解释程序机制，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加强备案审查制度和能力建设。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决定》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摆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高度重视。《决定》彰显制度之治。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社会主义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提出：宪法是国家各项制度和法律法规的总依据，充实宪法的重大制度规定，对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其中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

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集中、最系统、最根本的宪政安排，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具有最高权威、最高法律效力的根本法依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制度是建党之基、立国之本。《决定》彰显法治之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绘就全面深化改革蓝图，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和社会制度的主张，并领导人民为之进行斗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并把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更加重视国家制度建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更加重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高党长期执政能力，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主要载体和重要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障。必须坚持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个新时代法治建设的基本方针，完善立法体制机制，不断提高立法质量和效率，完善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良法保障善治，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健全社会公平正义法治保障制度，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不断促进国家和社会生活制度化，努力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